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誹謗案的自訴原則與公訴例外
發佈時間:2020-12-30 09:13 星期三
來源:韻達快遞香港寄件

車浩

杭州女士谷某某取快遞時被偷拍視頻,之後被郎某、何某惡意編排成蕩婦出軌,在網絡上傳播擴散,遭遇“社會性死亡”。被害人以誹謗罪提起刑事自訴後,根據當地檢察院建議,公安機關立案偵查。該案不僅受到輿論普遍關注,也牽引出一個棘手的法律問題,即根據刑法第246條規定,誹謗罪是“告訴的才處理”,只有“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”才可提起公訴。本案是否符合這一條件,引起爭議。

一、為什麼誹謗案原則上自訴

與絕大多數犯罪公訴案件不同,刑法第246條規定的誹謗罪,通常是“告訴的才處理”,即由被害人提起刑事自訴。筆者認為,這一原則奠基於以下幾點社會生活的經驗事實。

第一,此類犯罪大多發生在“熟人社會”內部,外部的司法機關較難斷明是非曲直。小圈子裏的人際關係,不是突然產生而是連續不斷的,這就導致有時候很難把某個看似符合構成要件特徵的行為,硬生生地從生活的流水中切割出來,作為一個刑法上孤立判斷的對象。侮辱、誹謗、干涉婚戀自由、虐待等,往往是卷在生活裏的一團亂麻,不身處其中的司法機關,直接將一個線頭從亂麻中剪斷,作獨立評價不合情理,而要進入這亂麻中全面取證,作整體評價更是為難。因此才有所謂“清官難斷家務事”。

第二,此類犯罪的侵害法益以及侵害程度,很大程度上會受到被害人自我感受、自我認知、自我評價的影響,具有較明顯的主觀性和變易性。個人的自我評價(內在的名譽情感),可能是自戀或自卑而又不自知導致過高或者過低;社會的外部評價(外在的社會名譽),與個人實際上應得聲望相比,也可能是名實不符。即使按照規範的名譽概念,從一般的社會視角來評價當事人是否受到足夠尊重,也不可能脱離開當事人本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。這些都給司法機關以公訴之名強行介入保護,帶來了障礙和疑問。

第三,此類犯罪多數是在特定關係中,基於特定原因,指向特定個體,危害性不會溢出到無關的第三人,處在“陌生人社會”中的公眾,會唏噓甚至會憤怒,卻是無從恐慌,安全感不會受到威脅,因此至多是個人法益的損害,但是談不上對社會秩序或國家利益的威脅。

綜上,誹謗罪等少數犯罪一般都是較為輕微的、針對特定個體的侵害,不具有溢出效應和擴散風險,不會危害到社會秩序或國家利益。因此,交予個人自我決定是否起訴即可,不具有使用國家司法資源一律啓動公訴的合理性和必要性。

二、“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”作為公訴例外

但是,當誹謗行為“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”,突破了上文所説的慣常經驗時,就成為國家公訴的對象。2013年兩高關於網絡誹謗案件的司法解釋第3條,規定了“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”的六種後果,包括:引發羣體性事件;引發公共秩序混亂;引發民族、宗教衝突;誹謗多人,造成惡劣社會影響;損害國家形象,嚴重危害國家利益;造成惡劣國際影響。不同於上述六種情形系從“結果”的角度來評價“危害社會秩序”,杭州案屬於“行為”本身具有“危害社會秩序”的性質和風險。就此而言,可以被歸入該條的兜底性規定“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情形”之中。

第一,在本案中,被害人與行為人之間沒有任何特定關係,不存在熟人社會中的因果糾纏,而是陌生人社會中素不相識的個體。

第二,從被害人的遭遇以及提起自訴來看,她本人內在的名譽情感遭受損害。同時,從社會輿論的反映來看,也普遍認可其外部的社會名譽遭受損害。即使訴諸規範的名譽概念,被害人的人格尊嚴沒有得到尊重,而是成為物化和消費的工具。

第三,在本案中,被害人只是到小區門口取了一個快遞,就遭受了無妄之災。這樣的被害人,完全可能被置換成任何一個與犯罪嫌疑人毫不相識的普通公民。這充分説明,本案的犯罪對象具有不特定性,誹謗行為針對的是毫無關係和因果糾葛的陌生人,這意味着社會中的每一個公民,都可能成為潛在的侵害目標。而針對不特定個體的威脅,就是對由無數個體組成的社會秩序的威脅。

名譽受損的風險,由此溢出到由無數不特定個體組成的社會中,公眾在人格權和隱私權方面的安全感下降,在名譽安全感方面人人自危,會感覺到“被偷拍、被誹謗”是防不勝防的,這種恐慌情緒甚至可能引發社交自由萎縮。對平安中國的社會治理而言,已經構成了對社會秩序的威脅。此時,以誹謗罪追訴行為人,成為公訴機關應當履行的責任。

三、遵循規則應對個案才是有德行的法治而非德治

在杭州案中,被害人遭受惡意偷拍和無端誹謗,完全可能出現在每一個不特定的人身上,成為網絡暴力中的下一個“社會性死亡者”。對此,司法機關及時啓動公訴程序,激活了以往常年沉睡的誹謗罪公訴條款,表明了司法者的擔當,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。

只有遵循規則應對個案,才是有德行的法治而非德治。不能把本案由自訴轉為公訴,簡單化地理解為一旦出現了民情激憤的影響力案件,司法機關就急於要給公眾一個順應民意的交代。應當看到的是,在這個過程中,司法機關實現政治擔當的首要職能和方式,就是在法治的軌道中按照規則去處理個案。

規則是普遍適用的,不能一案一議。如果説在某個案子中有輿情了,就嚴辦快辦來順應民意,下個案子沒有輿情就拉倒了,缺乏前後一致的、可普遍適用的規則,那麼,司法者越有擔當,就越不是法治而是德治。不同的是,堅持按照一般性規則辦案,但對於法律規則的理解和適用,是朝着有利於讓普通老百姓感受到公平正義的方向,這才是有德行的法治。希望杭州誹謗案,能夠成為一個在這個方面有指導意義的典型案例。

責任編輯:李紀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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